众神的足印——由《无问西东》说开去
灯焰相续，不争迟早。 聚散有时，无问西东。西南联大相关，不涉及电影剧透，可放心进出。
文/叶点解
电影散场，杨麻子抽抽搭搭好像要哭了。我一个没忍住，也红了眼眶。
煽情归煽情，断裂归断裂，命题作文归命题作文，《无问西东》是部好作品。捐躯赴国难的飞行员，肠中车轮转的广告商，不惜红罗裂的女医生，匪席不可卷的哀夫怨妇，都刻画得很好。
但我感慨的不是他们。
我感慨的是，这部电影用四分之一篇幅，描述的那个西南联大。印象里，正面描绘这个时期的影视作品，并不大多见。能让更多观众注意到那个时代，是桩善事。
1937年11月，抗战伊始，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并迁，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为避日机轰炸，又西迁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三校才复员北返。
8年11月间，培养了毕业生2000余人，其中科学院院士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两弹一星授勋者8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人，诺贝尔奖2人。
8年11月间，谱写了如此一段篇章——或者说，传奇。
这真是一个传奇。我没上过北大、清华或者南开，民国也不是个好时代，可我不能不对那个群贤荟萃的昆明，那些昆明荟萃的群贤感兴趣。缺衣短食，炮打空袭，还陷在两党的政治漩涡中，肉身是朝不保夕的，精神却竟是怡然自惬的。
电影有所侧重，说的不够尽兴。凭一些零星的回忆和整理，我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西南联大的奇人逸闻好了。
让你们知道，那些传说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众神，也曾经在尘埃里，用力地踏下足印。
△从电影中那段全班听雨的轶事说起吧。那故事虽未注明出处，实属于经济系教授“岱老”陈岱孙（1900.10.20—1997.7.27）。这是个掌控时间的达人，每节课上课铃响，他立刻开始讲课。不念讲稿，全凭口述，直到他讲完章节，说一声“下课”，铃声旋即打响，屡试不爽，分秒不差。
奈何昆明气候湿热，授课中途，常有阵雨骤起，阻断他的完美授课。一日又遇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如急鼓。他无计可施，于是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字，哄堂大笑。
当是时也，西南联大有四位最出名的单身教授：经济系的陈岱孙，外文系的吴宓，生物系的李继侗，以及哲学系的金岳霖。
（陈岱孙教书七十余年，九十余岁时，还在北大带博士生。他曾自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教书”。1997年，他安然逝去。）
△以林徽因迷弟身份流芳后世的金岳霖（1895.7.14—1984.10.19），也是孩子们眼中随和的“金爸”。他一生天真烂漫，不拘小节。这天讲课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致歉道：“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随即伸手探到后颈，捉出一只跳蚤来，大为得意。
他对学生也极为宽仁。一次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哲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的新书，他很感兴趣，打算买回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岳霖闻言，直说“哦哦哦哦那就算了。”
他一生花工夫最多的作品《知识论》早在西南联大就已写成。只是某天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他带着稿子到北边山上“跑警报”。挨到天黑回去时，不慎落下手稿，就此再也找不着了。六七十万字，只好从头再写。此事一时传为学界笑谈，只有他商业尬吹的知音人，哲学系教授冯友兰，一直在期待这部“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的巨著。
（金岳霖晚年受主席要求，接触社会。每天定时定点，坐一辆三轮车去王府井兜圈子，东张西望。1983年，他的《知识论》终于出版，他在序言里说“非常非常之高兴”。次年，金岳霖去世。）
△据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自己分析，金岳霖擅长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而他不同，虽然结巴，却擅长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冯友兰平时留长髯，着长袍，穿得像个老道士，提倡哲学的四重境界。一次，授课路上，他遇到同样去上课的金岳霖，金岳霖随口问：“芝生（冯字），到什么境界了？”冯也随口回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着擦身而过，各自去教室。
冯友兰有收藏兵器的爱好，常去昆明文明街地摊收罗明清两代的旧刀枪。59年，他把全套珍藏，共计六百一十九件，全部捐给了有关部门。
由于经济窘迫，联大教授们组织过一个合作社，冯友兰负责卖字。可惜生意太差，从来没开过张。
（文革时期，冯友兰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刮光了长髯。蹲牛棚时，连吃的咸菜都比别人多四倍。他晚年爱读养生杂志。1990年，九十五岁寿辰的七天前，冯友兰寿终正寝。）
△中文系教授闻一多（1899.11.24—1946.7.15）除了授课，平日从不下图书馆，还得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即使授课，他也与众不同。他身穿黑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四下对学生敬烟。学生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一支，长吟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讲课。
闻一多有个《楚辞》课的学生叫汪曾祺。汪曾祺一心从文、不问政局，闻一多对这种状态极为不满，曾私下痛斥过他。汪曾祺事后写信给闻一多，说他对自己“俯冲”了一通；闻一多也回信说，汪曾祺也“高射”了自己一通。
闻一多还有个得意门生叫陈梦家，学得一样的不修边幅。闻一多曾写一则短简给陈梦家，称呼他“梦家吾弟”。陈梦家受宠若惊，回称他“一多吾兄”，被闻一多一顿臭骂——骂他不分师生尊卑。
（1946年，民盟负责人李公朴死于国民党特务枪下，闻一多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痛斥恐怖暗杀。当晚，他被国民党特务伏击枪杀。）
△英语系教授叶公超脾气火爆，教学法极为奇特。他上课从来不讲解，让前排学生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说话，就让学生继续朗读，直到下课；偶尔有学生发问，他就一声断喝：“查字典去！”然后让学生继续朗读。
当然也有字典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学生问，有个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就说：“那本《词汇》没用，烧了，查《牛津大辞典》去。”连最促狭的学生钱锺书，也只敢背地里偷偷说叶先生懒，不敢当面讽刺。
（叶公超后赴台湾，任外交部长。他曾宣布，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余不许送上来。人们都说，他的脾气一天如四季，上午像春天般好好的，下午就把人骂出来了。1981年，叶公超病逝。）
△中文系教授刘文典（1889—1958.7.15）好吸纸烟，平时说话都能黏一支在嘴边，在教室则是一边抽旱烟袋一边讲，发音含混不清。他善讲《庄子》，曾说：“古今懂《庄子》的有两个半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庄周，另外半个还没找到。”
他眼高于顶，佩服陈寅恪这样下苦功的学者，却讨厌朱自清、沈从文这样写文章的“才子”。听说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空袭降临，师生们照例“跑警报”，刘文典撤离到一半，想起陈寅恪有眼疾，行动不便，于是特意带着学生折回去搀扶。半路上，沈从文和他擦肩而过，他当场炸了锅：“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被联大解聘后，刘文典转岗云南大学。他救过陈独秀，骂过蒋介石，初心不改。建国之后，他却改造成功，连烟都戒了。1958年，他因肺癌，在“右派”的批斗声中去世。）
△中文系教授沈从文（1902.12.28—1988.5.10）十八岁成为北漂，自学成才，在北平生计困难，靠素未谋面的笔友郁达夫请了一顿葱炒羊肉片，送了三元两角钱，感动得伏案大哭。
刚开始教书时，沈从文太过紧张，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恨不得用板书与学生交流。讲《中国小说史》时，许多材料不好找，他就自己一份份誊抄，分发给学生。批学生习作时，他的评语往往比原作还长。
沈从文有许多藏书。只要是他读过的，上面都写着“上官碧”（沈笔名），还会作几句日记一样的题记。比如一本书后，他就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他的藏书不吝借人，而且从不索还，以致于联大“复员”那天，几乎每个学生行囊里都有几本沈从文的藏书。
（建国后，沈从文供职于历史博物馆，饱经跌宕，曾手足无措地求有关部门不要让自己退休。1988年临终前，家人询问他的遗言。他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年，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4.20—1972.1.9）与林徽因（1904.6.10－1955.4.1）夫妇正踏遍全国搜集古建筑材料，途经昆明，临危受命，为联大设计校舍。夫妇俩埋头一个月，交出一份天衣无缝的设计方案，甲方梅贻琦校长当场打了回去，说：“这样的方案，学校没钱实施。”乙方夫妇来回改了五稿，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只好用茅草搭建。改稿的过程中，林徽因泣不成声。
刚到昆明时，梁林夫妇曾陷入旅馆爆满，无处可宿的窘迫境地，是一群拉提琴的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间旅宿。恰好，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在航校就读。在电影中那所第十一航校的毕业季，这些飞行员因为家人统统不在昆明，于是联名请来了梁林夫妇，作为全期八位学员的“名誉家长”。
不久，接二连三的飞行员阵亡通知书送到了这对“名誉家长”家中。包括林恒在内的八名名誉子弟，先后战死。梁思成连他们的尸体都找不全，只能亲赴战地，一块骨头、一块肉地拼凑。
（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梁思成续娶小27岁、林徽因的同乡林洙。林洙曾试图取下客厅里悬挂的林徽因画像，被梁思成扇了一巴掌。文革时期，梁思成被当作“复古”典型，藏书尽被抄没，身心饱受摧残，病逝。）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罗庸《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
一个个字敲打过来，仿佛跟过了他们的脚步，于是又感慨一遍。
他们到底都死了。死在教科书上，故纸堆里，成了学界凛然不可侵犯的辉煌传说。
可他们真的活过啊。嬉笑怒骂，顽强又可爱地活在一片艰辛的年月。
有百年的学府，就有百样的学人。他们属于西南联大，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道统的传承，从来不止是学问才能，而是一颗像他们一样，走在人生必经的险路，照旧追求真实、独立、自由的心。
这，或许是我从这部电影中得到的最大启发。
薪可尽，火不可尽。灯焰相续，不争迟早。
德必从，心亦必从。聚散有时，无问西东。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饭里菜里吃出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是很平常的事了。”——走幸田《我住在新校舍》
“乡下人的东西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有法子拼得太紧密，所以，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所免不了的气味也可以自上升到这件厢房里来。”——费孝通《疏散》
“梅校长：鼎于六七月间患痢，由全绍志先生及徐行敏医师共同诊治，幸告痊愈。因价格过昂，校医室不能供给，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之谱……请代向教部洽办为祷。”——庄前鼎《致函申请困难补助》
西南联大的师生到底有多穷？
一
1938年4月28日，黄师岳团长点名完毕，在昆明圆通寺将花名册交给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此时，徒步行走了两千多里路的师生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是怎样的生活。
自日寇切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后，由于物资运输困难，昆明经济几乎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
当时昆明通胀，用蒋梦麟的话来说，“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联大的教授们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以1942年为例：设1937年生活费用指数为100，则1942年11月的昆明是14828。也就是说某教授战前每月最低生活费50元，来到昆明后就变成了50*148.28=7414元。而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助教是100到200，讲师是180到300，副教授是240到400，教授是300到600。无怪乎当时有人说昆明只剩下了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和助教”。
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列举一下同年昆明的物价，或许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大米7元1斤，蔬菜9元1斤，豆腐16元1斤，猪肉28.7元1斤，牙膏18元1支，毛巾35元1条，士林布25元1尺，房租21.6元1平米……也就是说西南联大领最高工资的教授，一个月竟然买不起40斤豆腐！
1943年5月，费正清来到昆明，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都不想做。”老朋友萧蘧“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俨然一个叫花子。在费正清的努力下，美国陆军特别处划拨5千美金，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军演讲，实为补贴。但即使这样，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在日记中写道：“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
当年教授们一大堆申请困难补助和变卖家产的文件，至今还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里。法律研究所的费青，于1941年将英德汉文全部藏书出售，只拿到三千块国币；历史系的吴晗，因为急着送妻子到上海治子宫瘤，也只得用十六箱藏书抵押给学校换机票钱（1946年黑市票价至少一百万元）；中文系的闻一多于古文字颇有造诣，为了补贴家用，便在教学之余给人刻章卖钱。他不好意思自己写广告，就由其他教授操刀：“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广告，它的落款署着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唐兰、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二位先生的名字。
二
老师如此，学生境遇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1938年的国共关系非常微妙。一边是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总裁，一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土地条例》。西南联大的生源主要是家境优渥的二代，原先几乎不需要发放奖学金。然而自1939年开始，他们发现教育部不仅每月发放8元的贷金，连学费和宿舍费的都免了。这个计划是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来的，目的很明确，“跟共产党争取青年一代”。
联大初成立时，学生自办大众厨房，每月6元；包饭，每月6.5元；小厨房包饭，每月9元。其中大众厨房食客最多，占文理法三院人数一半。早餐是前一天剩饭熬的稀粥，配一点萝卜丝和花生米，午餐晚餐也不过八人合吃四个小菜。学生往往是三月不知肉味，但如果幸运地找到了家庭教师之类的工作，就会约上好友去街上吃几碗黄焖鸡米线或卤饵块，权当过节。
1938年，每月7元能过上吃肉吃蛋的日子；到了1945年，贷金变成1400元，而基本伙食费已飙升至3000元以上，学生们只能勉强果腹。当时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访问联大，同学们便在食堂门口贴上了一副春联：“望穿秋水，不见贷金，满腹穷愁度旧岁；用尽心机，难缴饭费，百般无赖过新年。”横批“天官赐粥”。有个同学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窘境：“学校快开学，纸笔都成问题……把母亲送我二十岁生日小戒指换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走过金碧路，屡次想去糖果店买点什么，但走到店门口便停住了。回到宿舍，付完十天的饭费，买了一打洗衣服的肥皂，剩下来的还不够两个月的用度。”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没有被消灭。当时由于宿舍与教室灯光昏暗，学生只能来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有变压器增强电力，每到开门前一个小时，这儿的门口就会挤满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年轻学子就会疯狂地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同时用书本衣服等给朋友占座。不一会儿，所有长凳都会挤上六个学生。如果是期末，晚上复习的人实在太多，许多学生便只好花几分钱去茶馆买壶茶，然后一直看书到茶馆打烊。
不过最激烈的不是占座，而是预约书本。当时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外版教科书，就只能去图书馆借。比如陈岱孙教授的指定教材是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但书只有五六本，所以宿舍同学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实在借不到，便用最粗劣的纸传抄。慢慢地联大形成一个风气：学生每读完一年课程，便把教材转让给下一班学弟学妹，同时再跟学长学姐借要用的书。如此，各个年级上课都有书用，待到毕业，却又是两手空空。据孟南回忆，当时的联大学生“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
三
西南联大的宿舍，本是梅贻琦请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设计的，然而学校拿不出经费盖他们图稿上的大楼，于是只好一改再改，最后修成茅草顶的土坯房。初到昆明时，师生几乎都以为战争最多只会持续四五年，住这样的房子也无所谓。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每到下雨时，上铺同学便不得不撑开雨伞，以免雨水从日益增宽的茅草空隙中落下来。在学校北区，五六个大一或大二的女生挤在一幢破烂不堪的牢房里，寝室在二楼，到处都是灰。三四年级的同学睡双人床，宿舍稍微宽敞一些。每当女生走上破旧的木楼梯时，灰尘就会落在一楼食堂的饭碗里。
联大八年，梅贻琦为了催地皮简直抓狂。大一学生宿舍换了至少六次，每个学年都会碰到麻烦的调度问题。1942年秋，为供应大一学生住宿，学校命令助教腾出宿舍，结果遭到青年教师集体抗议。此外，大一学生没有地方吃饭，教室又紧缺，有时候连午饭时间也要上课，这意味着许多本科生必须饿着肚子挨过中午。
大家慢慢意识到贫穷的日子将会持续下去。于是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新学期的参考书，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换回来。物价疯涨的1943年，学生甩卖物品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公告栏上的名目也是五花八门：“离昆急让”、“因病急款贱卖”、“代友急售”等。有时还有“庆祝国庆暨……出让”的字样。出售的东西包括半旧的西装、自制的墨水和浆糊，有时甚至会有计算尺和钢笔这样的“吃饭家伙”。
教授们也各显神通。物理学家赵忠尧设计了制造肥皂的用具，在家里生产“中和牌”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在昆明市场上居然和名牌“派克”墨水分庭抗礼；生物系的汤佩松和潘尚贞更是建了一个酒精提炼及发酵工厂，为当时因战乱导致缺货的各高校和医院解决了燃眉之急。就连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都亲自做起了米糕拿到市场上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经过八年这样的磨砺，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批师生共同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通……这该是怎样的一所学校？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三校复员北返七十年之后，我写下一篇文章，对这些中国人的脊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